当大专毕业的采购开始教人打官司

李超第一次用AI处理自己的法律问题，是因为他不想从公司辞职。

那是2024年，他在一家100多人的公司做采购开发。领导对他不满意：别人都在加班，他却每天按时下班。领导希望他自己提离职，但他不愿意：“我说我没有离职的意愿。”事情僵在那里。公司没有马上给辞退通知，也没有再安排新的工作。

李超打开DeepSeek：公司想逼我离职，我该怎么办？AI说，只要公司还没有正式出具辞退通知，他就可以继续正常上班，并保留一切能证明劳动关系和上班意愿的证据：工资流水、打卡记录、社保缴纳记录、聊天记录。

后来，公司把他的电脑密码改了，系统登不上去，工位也被撤掉。AI继续教：微信给领导发消息，问‘你好领导，我今天需要做什么工作？’截图保存。这能证明他仍然有上班意愿。李超照做了，一个多月后，公司和他协商，赔了一个月工资。钱不算多，但这件事改变了他对法律的感受。

他不是法学专业出身。李超毕业于湖南娄底职业技术学院，大专，学的是软件技术，毕业后做的采购。后来，他又遇到过一次街头冲突。在深圳路边小摊吃东西时，他一边刷视频一边下意识抖腿，旁边的人看不惯，对方很 “莫名其妙”地打了他一个耳光，还推搡、把粥倒在他身上。他报警、做笔录，去医院检查，花了1000多元医药费。但之后两三个月，事情一直没有处理。

AI告诉他，可以申请行政复议，并指导他写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，邮寄到上一级政府部门。半个月后，警察给他打电话。最后，对方赔了他1000多元医药费。再回头看，他有点后悔。“其实当时还挺傻的。”误工费、精神损失等，他都没有充分主张。“如果当时请了律师，可能会把这些都考虑进去。”他说，“AI不会为你争取到最大的权益。”

李超真正觉得“原来我自己也能搞定”，是在第三场纠纷里。他在线下店买了一盒年份比较久的普洱茶。店员让他试喝，装进礼盒，回家打开，发现是三无产品。商家不退货，他去投诉。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商家确有问题，罚了商家5000多元，但他们没有强制商家退货退款的权力。

AI说可以起诉，并教他列出付款截图、实物照片、包装、市场监管处罚信息，找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、食品安全法等依据，提示他可以主张10倍赔偿。李超自己写起诉状、证据目录和答辩状。一审赢了。对方不服，请了律师，上诉到深圳中院。二审时，他继续把对方上诉状发给AI，逐条问怎么反驳，再把反驳意见写进答辩状。二审也支持了他的诉求，判赔1.7万多元。“用AI打官司，一个晚上或者一天就能搞定。”他自己也承认，AI有时候会编法条，“比较讨好”。所以他每次都会再去查原文。

这几次经历，已经足够把他推向另一条以前没有想过的路。去年底，李超开始做法律咨询。他考察了一圈，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租了场地，成立了长沙明健法律咨询有限公司。他的客户，是那些付不起高额律师费的人。

“你本来工资就6000块钱，让公司赔两个月工资，也就12000。前期咨询费就5000，开庭代理费另算，不划算。”李超说。他的单次咨询一般收300到500元，如果帮写起诉状、答辩状和整理材料，再收200到300元。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：“其实我们用AI，也是一个信息差。他们自己也可以用，但他们不知道怎么问。”这像是法律服务最前端被拆出来的一小块，帮人把材料、流程、证据和第一步走通。如果客户确实需要出庭，他再把案子转给合作律所。“养活自己够了，比打工强。”李超很满意。

现实复杂，AI还不能完全替代

小额纠纷里，AI已经能够帮助普通人去维护权益。但真实世界总有些模糊地带，它目前无法替代律师。

王师（化名）是独立教师，他要向一家托管机构讨要拖欠的课时费。一万多元，全程请律师，不划算；但钱不多，也不代表这件事对当事人不重要。要不要为这一万多元，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，去打官司？可能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挠头。王师最后选择自己打。他把完整的法律流程拆成一个个环节，能自己做的自己做，做不了的请律师。后来案子在简易法庭开庭，20 分钟左右就结束了。对方基本没怎么准备，王师赢了官司。

但这只是维权的开始，判决结果出来，对方仍然不还钱。怎么把钱要回来，王师还得靠自己。他用AI查流程，查被执行人信息，发现对方名下已有40多万元被执行款，“难怪对方不怕”。他想到用公开对方信息的办法形成威慑，但在和AI多轮沟通之后，他还是摸不准这样会有什么后果。最后，他只是把自己整理的信息发给对方。对方陆续还了2000多元，还钱并不痛快。

“在模糊的地方”，王师说，律师还是不可替代的。简单、标准、可拆解的部分，普通人能自己做；但到了边界、判断、策略、分寸，还是需要一个见过很多类似事情的人，这恰恰是律师的价值所在。

小额纠纷犹此，复杂案件里AI更难给出判断。闫然主要打的是民营企业纠纷官司，最常见的是合同纠纷：工程款、货款、交付不完整、违约、发票没有及时开。最后，问题通常都会落到钱上。

当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与外语双学位毕业后，她创过业，因此特别能共情客户。她知道一个老板真正怕什么。企业首先要活下去，合同纠纷表面上是违约、发票、交付、货款，背后往往是现金流，是员工工资，是上下游关系，是一个老板在饭局上答应过的话、在微信里让过的步。有时客户坐下来嚷嚷“我要告他”，闫然脑子里想的却是：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谈？是不是只想逼对方付款？是不是把诉讼当成施压手段？是不是打赢了官司，生意也彻底断了？

打这样的官司，需要的是律师的综合实力：包括但不限于从信息里抽丝剥茧的能力、制定和转换策略的能力。闫然认为：“AI目前主要运用在证据整理上。”律师则需要脑子够稳、下手够“狠”。

有一次，一个民营企业长期从村委会租了一块地，做了一个很大的娱乐项目，前期投入很大。项目做起来了，一家国企突然起诉，要求返还土地，理由是这块地属于他们。民营企业老板很不理解：明明是从村委会承包来的地，怎么会变成国有土地？

闫然和团队去查，国企拿出了一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。拿着证去问当年的村委会主任，对方说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变更的。对法院来说，事情表面上很清楚：国企手里有证，证看上去合法，民营企业就可能败诉。可法官也知道，民营企业不容易，手续也是正儿八经从村委会租来的。

案子只能另辟一路。闫然从前有过“案中案”的经验，这一次，她不直接争这块地该归谁，而是去查这块地当年从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程序是否合法。后来发现，土地权证在区里的土地管理系统里有记录，但市里没有登记。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，本应有招拍挂、补偿等一整套程序。于是，他们起诉了地方政府，打行政诉讼。

这个过程拖了几年，一审、二审，民事里嵌着行政，行政又反过来影响民事。复杂案件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：它不是单线条的法律题，而是一个局。你要先找到局里真正能撬动的那一环。这个案子最后赢了。AI在这种案子里，判断力都不够用，行动力更无从谈起。

律师的价值，在于洞悉人性

律师这个职业，提供的服务并不仅仅是谙熟于法条，能写法律文书。赵虎是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主要做的是知识产权、公司法律顾问的项目，他觉得律师工作提供的是“专业服务”。“这里包括基本的专业能力，就像车至少能跑，还算安全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客户选择律师的理由会非常个人化。”赵虎说。

赵虎见过客户问律师星座的，也见过离婚案件里，当事人明确要求找女律师，因为她觉得女律师更能共情。还有的客户喜欢“江湖一点”的律师，希望律师能出点“歪点子”。这些听上去很琐碎，却恰恰说明，律师不是法条机器。

法学院训练出来的，是一种法感：具体法条都可以查。但现实里摆到律师面前的，是“一团乱麻”，而律师要做的，是“从一团乱麻里找到线头，甚至找到‘一条蛇的七寸’”。赵虎说。AI可以给出一个看起来逻辑完整的方案，却不一定理解人的处境和商业的处境。比如说，企业有时并不是不怕输，而是怕人进去；有时不是一分钱不愿赔，而是不能败诉；有时合同里A条款看起来不利，老板却愿意接受，因为他真正看重的是B条款，A条款让步是为了促成交易。这些东西，都要靠人去问、去听、去判断。

资深律师的价值，不止是深厚的法学素养和专业判断，更需要洞悉人性。段启俊原来是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，如今是北京德和衡(长沙)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。作为被业界后辈尊敬的“享有定价权”的大咖，司法机关的人见到他，仍习惯叫他“段教授”。

段启俊现在侧重刑事辩护和重大复杂民商事案件。“好的律师，应该是社会活动家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不是简单的“会搞关系”，而是懂得人要如何行动：谁在担心什么，谁能决定什么，谁说的话只是情绪，谁的态度才是关键。律师穿行其间，从一个个混乱局面慢慢理出路径。

有一个案件，是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被抓，家人在当地已经请过一名律师，律师费35万元。后来又通过关系找到他。谈案子的地点在上海，段启俊和上海团队一起把辩护思路、策略、资源配合讲了一遍。客户听完，觉得原来的律师不够用了。

最后，长沙和上海两边团队一起做，费用也是之前的几倍。原本按照法律规定，可能面临十年以上刑期，而最终结果是适用缓刑。这样一个结果对当事人来说，已经是超出之前预期的最好结果。

段启俊还有另一种关键能力。有些案件讨论中，他会先把法理、事实和可能的裁判后果慢慢摊开，像过去在课堂上讲复杂案例那样，让办案的人意识到：这个问题也许还可以这样看。

这种可能改变案件走向的能力，其实需要知道哪些事实有价值，哪些话不能说，什么时候坚持，什么时候妥协，还要和当事人、家属、办案机关、企业决策者进行坚定又“春风化雨”的沟通。

年轻律师的成长难题

表面上看，是AI 降低了法律服务的门槛，实际上，是行业分工正在重排。最标准化、最前端的那部分工作：咨询、检索、诉状、证据目录、流程指引，AI技术已经可以接手。过去，一个普通人可能连法院门往哪边开都不知道，现在他至少可以先问一轮，把事情拆成几个步骤。

陈敏曾在法院、互联网大厂法务团队工作，如今自己经营着北京砥德律师事务所。长期站在企业法务和律师的交界处观察法律服务行业，她认为：“未来企业的法律服务配置，很可能会变成’小而精的内部法务团队+AI工具+值得信赖的外部律师团队’。企业真正需要的，不再是简单的人力堆积，而是能够处理复杂问题、控制重大风险、参与商业决策的法律能力。”

这种变化既让她受益，也让她思考。她是AI重度用户，“过去很多基础工作，需要年轻律师反复修改、反复沟通，消耗时间和管理成本。现在借助AI，很多重复性工作几分钟就能完成，效率提升非常明显。”

由此而生发的问题是：年轻律师将如何成长？

“过去一代律师，是在查法条、改合同、写文书、跟案件的过程中，一点一点把法律思维训练出来的。这些基础工作看起来简单，其实是在培养事实梳理能力、法律检索能力、风险判断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。如今，AI正在快速压缩这一成长过程。”陈敏说。

如果过度依赖AI，陈敏说：“年轻律师没有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判断能力，就容易出现‘会用工具，却不会办案’的情况。AI可以替代劳动，但替代不了判断；可以生成答案，却替代不了责任。真正的专业能力，最终还是来自律师自己的思考、经验和判断。”

段启俊既清楚律师不可替代的地方，也知道年轻律师今天走得有多难。因此，他所在的律所常办培训，也带年轻人看案子、讨论案子。一个律师的成熟，需要在一次次跟客户、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、企业老板的交往里，慢慢看懂人的处境，拿捏案件的分寸——这可能是他们最难的一课。AI能教他们写得更快，却很难教他们何时闭嘴，何时力争，何时坚持，以及为什么一个看似漂亮的方案，在现实里根本走不通。这也是重大复杂案件中，最能体现律师价值的地方。

最终淘汰的，或许不是律师，而是标准化、重复性的法律劳动。打官司的门槛越低，对律师的要求反而越高。